法庭内原本紧张而严肃的气氛，在王昭光那闹剧般的翻供以及袁兴茅那石破天惊的反击之后，突然变得诡异而紧张起来。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静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公诉方的律师站在审判席前，他的声音清晰而坚定，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敲打着人们的耳膜。他正在质证袁兴茅早年的一些行为，其中包括打压传统工艺、强制推行工业化生产等问题。这些行为导致了一批老工匠被排挤甚至下岗，使得企业的技术传承受到了严重影响，也动摇了企业的根基。
公诉方律师详细地列举了一系列证据，包括文件、证人证言以及相关的财务记录等，以证明袁兴茅的这些行为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有计划的行为模式。他的语气逐渐加重，似乎想要让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袁兴茅的所作所为对企业和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袁兴茅对此供认不讳，声音里带着一种麻木的疲惫：“是，我承认。为了追求规模、效率、报表，我牺牲了老工艺，挤走了跟不上‘现代化’步伐的老师傅。这是我的错。”
他的“认罪”如此干脆，反而让公诉人有些意外，准备好的后续质询似乎失去了着力点。就在这时，辩护席上的陈启明律师站了起来，神情凝重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
“审判长，各位陪审员，”陈启明的声音清晰而沉稳，“关于我的当事人袁兴茅在企业管理中对待传统工艺和老员工的方式，他本人己当庭认错。但历史是复杂的，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也并非只有黑白两面。为了更全面地呈现事实，尤其是袁兴茅对兴茅酒核心工艺——制曲的贡献，我方请求传唤一位特殊的证人：原兴茅酒厂制曲车间老工匠，曲三河！”
“曲三河？”这个名字一出，旁听席上一些上了年纪的本地人，尤其是兴茅的老员工区域，顿时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曲师傅？他还活着？”“天啊，得有八十多了吧？”“他当年可是被袁…唉…”
法官与合议庭成员低声商议片刻，点头：“准许。传唤证人曲三河。”
法庭的门缓缓打开。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去。一个身影佝偻得几乎成九十度的老人，在一位年轻法警的搀扶下，极其缓慢地挪了进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式蓝色工装，浆洗得干干净净，扣子一首扣到脖颈。头发稀疏雪白，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每一步都走得颤颤巍巍，仿佛随时会散架。他就是曲三河，曾经兴茅制曲技艺的“活化石”，却在袁兴茅推行“现代化改革”时，因坚持传统手工制曲而被边缘化，最终黯然离厂。
袁兴茅看到曲三河的瞬间，瞳孔猛地收缩！这位老人，是他辉煌时期刻意遗忘的“绊脚石”，是他激进改革下被牺牲的“代价”之一。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是愧疚？是难堪？还是别的什么？
曲三河在法警的帮助下，极其艰难地在证人席坐下。他浑浊的眼睛扫过法庭，最终落在被告席的袁兴茅身上。那目光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如同深潭古井。
公诉人例行询问：“证人曲三河，你是否能陈述，被告人袁兴茅在担任兴茅负责人期间，对传统制曲工艺及你本人的态度和具体行为？”
曲三河缓缓开口，声音苍老沙哑，语速很慢，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袁厂长…他…嫌我们老家伙慢，嫌手工制曲产量低，成本高…要搞机器，搞大厂房…我们…跟不上，讲道理不听…后来…我就…回家了。”寥寥数语，道尽了一个时代变革下个体的无奈与心酸。
公诉人点点头，正要继续。陈启明却站了起来：“审判长，我方请求向法庭和证人展示一件证物。”
在法官的示意下，陈启明走向曲三河，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印着兴茅老厂标的布包里，捧出一个用厚厚油纸包裹着的、巴掌大小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