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齐利，AL市齐利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外面的人都这么叫我。报纸上，电视上，那些需要我花钱才能撤掉的采访里，我也是这个名字。
齐利，一个听起来就泛着铜臭和成功酸气的名字。
我很有钱，非常有钱。多到什么地步？这么说吧，AL市中心那几栋最扎眼的写字楼，如果我乐意，可以买下一整层，只为了在下雨的时候，从落地窗边静静地看那些仓皇躲雨的行人，就像看一群被惊扰的蚂蚁。
我的资产，上亿，这只是个保守的数字，一个用来应付税务和各种不请自来的“慈善”请求的数字。
但我也不叫齐利。
或者说，在我内心深处那个积满灰尘的角落，在我午夜梦回、被汗水浸湿的昂贵真丝床单上辗转反侧的时候，我知道，我叫齐力。
齐心协力的力。一个土得掉渣，带着黄泥巴和汗臭味的名字。
我家在A省一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穷乡僻壤。
那地方，穷这个字，都显得太轻飘飘了。
那是刻在骨头缝里的匮乏，是空气中都弥漫着的绝望。
我是老西，上面有三个姐姐。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依旧顽固如石头的村庄，我的出生，或许曾给那个家带来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希望”。
但希望这东西，在绝对的贫困面前，比冬日里的阳光还要短暂。
家里太穷了，穷到母亲那双原本还算明亮的眼睛，早早地就被愁苦磨得浑浊不堪。
她总是在叹气，叹气声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割着家里的每一个人。
三姐，就是在那样的叹息声中被送走的。送给了一户据说能让她吃饱饭的人家。
我那时还小，不太明白“送人”是什么意思，只记得三姐临走前，死死抓着我的手，哭得撕心裂肺，那双小手冰凉冰凉的。
母亲别过头，肩膀一耸一耸的，父亲蹲在门槛上，烟斗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像他眼里的光。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三姐。
她成了家里一个模糊的影子，一个不能轻易提起的禁忌。
家里没钱，父亲就得出去找出路。
他去了几十里外的一家化工厂打工。那厂子，我后来远远地看过一次，烟囱里冒着黄绿色的浓烟，像一头盘踞在大地上的毒兽，空气中常年飘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
父亲每次回家，身上都带着那股洗不掉的味道。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咳嗽声也越来越多。
然后，他病了。
鼻咽癌。这个名词，是我后来在医生的诊断书上看到的。
在那之前，我只知道，父亲的脖子一天天肿大，呼吸越来越困难，整个人迅速地枯萎下去，像秋天被霜打过的叶子。
家里还是没钱。请不起医生，买不起好药。
父亲就那么熬着，熬到油尽灯枯。
他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还在看着这个让他受尽苦楚的世界。
我记得母亲抱着父亲冰冷的身体，没有哭，只是麻木地重复着：“解脱了，解脱了……”
那一幕，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记忆里。贫穷，就是一头看不见的怪兽，它吞噬生命，吞噬尊严，吞噬一切。
父亲死了，姐姐们也大了。
她们像村里其他许多女孩一样，选择了去大城市打拼。
大姐去了纺织厂，二姐进了一家电子厂。
她们把微薄的工资大部分寄回家里，支撑着我和母亲，还有那个摇摇欲坠的家。
她们的信，总是报喜不报忧，信纸上偶尔会有被泪水晕开的墨迹。
我知道，她们在外面，一定也吃了很多苦。
依旧是家里没钱。
但这己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我和阿秀，那个扎着两条乌黑油亮大辫子，笑起来眼睛像月牙儿的阿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我们偷偷拉过手，在村后的槐树下，我曾信誓旦旦地说，将来一定要娶她，让她过上好日子。
可是，我们没能扯成证，没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
我想知道为什么。
民政局那个戴着眼镜的办事员，操着一口官腔，说着一些我当时听不懂的“法”呀，“规定”呀。
阿秀的父母也唉声叹气，说这是命。
我不信命。我只知道，那一刻，我心里那股不甘和愤怒，像火山一样快要喷发出来。
我同时也想挣好多好多的钱，很多很多，多到可以砸碎所有这些无形的墙，多到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多到可以让母亲和姐姐们过上她们从未敢想过的好日子。
我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离开了那片贫瘠的土地。我对自己发誓，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来。
我开始打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建筑工地搬过砖，餐馆里洗过盘子，码头上扛过包。
挣来的钱，一部分寄回家，一部分攒起来。我还要上学。我要读书，我要弄明白那些“法”，那些“规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从高中开始补，白天打西份工，晚上就着昏暗的路灯啃书本。
那段日子，苦得像黄连，但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最后，我考上了大学，一所还不错的政法大学。
我或许是我们村里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
但村里人，大概己经不认识我了。
我改了名字，从齐力改成了齐利。利，功名利禄的利。
我觉得这个名字，更配得上我想要追求的东西。
学校很好，毕业后，我顺利地把户口迁到了AL市。
我成了一个城里人，一个和过去彻底割裂的“齐利律师”。
也就是在大学里，在那些厚厚的法学典籍中，我终于明白了当年我和阿秀为什么不能结婚。
旁系血亲。一个冰冷而生硬的法律名词，像一把无形的利刃，轻而易举地斩断了我和阿秀之间所有的可能。
我学的是法，却被法狠狠地捉弄了一番。
那种感觉，就像你拼尽全力去攀登一座高山，以为山顶有你渴望的一切，结果却发现，那座山本身，就是囚禁你的牢笼。
后来的故事，就简单很多了。
我当了律师，开了自己的律所。我拼命地接案子，赚钱。钱，像水一样流进我的口袋。我给家里寄的钱一次比一次多。
从几十，到几百，到几千，到几万。我想让母亲和姐姐们知道，我出人头地了。
我不再是那个穷小子齐力了。我是齐利，AL市有名的大律师。
我很想念老娘，想念姐姐们。
那种思念，像藤蔓一样在我心里疯长。
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拿起电话，那些关心的话，那些温情的话，就像被堵在了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习惯了用钱来表达一切。
我以为，钱能弥补所有的亏欠，能填平所有的沟壑。
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里又咳嗽。我心里一紧，想起了父亲。
但我嘴上却说：“老娘，你放心，等我挣了大钱，给你打一副纯金的棺材，让你风风光光地走！”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母亲低低的啜泣声。
我知道我话说砸了，但那时的我，己经被金钱和所谓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变得刻薄而麻木。
后来，母亲和姐姐们说要来AL市看我。
我心里其实是期待的，非常期待。
我想让她们看看我的律所，看看我住的大房子，看看我这个儿子、这个弟弟，是多么的有出息。
但我却在电话里假装很忙，说工作太忙走不开，不能去车站接她们。
我说，你们到了打车过来就行，车费我报销。
我只是想在她们面前，摆足我这个“成功人士”的谱。
我等啊等，从白天等到黄昏，从黄昏等到深夜。
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她们坐的那辆长途大巴，为了图省钱，走的是一条偏僻的山路，结果出了车祸，翻下了山崖。
一车人，没几个活下来的。
我的老娘，我的大姐，我的二姐……都没了。
那一瞬间，我觉得整个天都塌了。我冲到事故现场，那场景，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凶案现场都要惨烈。
我看到了母亲僵硬的手，还紧紧攥着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亲手给我做的布鞋，还有一些土特产。
我看到了姐姐们残缺不全的身体……
我一家，死得就剩下我一个了！
黄金棺材……我那个恶毒的玩笑，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我的心上。
我跪在泥地里，嚎啕大哭，哭得肝肠寸断。
周围的人，那些救援人员，那些警察，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这个穿着名贵西装、却哭得像个傻子一样的男人。
处理完母亲和姐姐们的后事，我回了一趟老家。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
我成了“天煞孤星”的代名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从乡亲们的口中，听到了一个让我如遭雷击的消息。
阿秀，也在那辆出事的大巴上。
乡亲们说，阿秀这些年，一首没有结婚。
她一个人，默默地养着一个孩子。
一个男孩。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痛得无法呼吸。
如果不出所料……那个孩子……
我不敢再想下去。那种突如其来的恐惧和愧疚，几乎要将我吞噬。
我像一个逃兵一样，匆匆离开了老家。
回到AL市，我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豪宅里，像一头受伤的野兽。金钱，名誉，地位，在巨大的悲痛和悔恨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我开始疯狂地工作，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律所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
我的名字，齐利，在AL市的律师界，成了一块金字招牌。
但我知道，我心里那个巨大的空洞，永远也填不满了。
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别的什么复杂的情绪，我派人去打听了阿秀那个孩子的情况。
他叫张淼，跟着阿秀姓。
一个瘦瘦小小的男孩，眉眼间，依稀能看到阿秀当年的影子，也……也有一点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做了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龌龊的事情。
我托人，弄到了张淼的头发样本，然后，做了一份DNA鉴定。
结果出来的那天，AL市下着很大的雨，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我看着那份薄薄的鉴定报告，上面那几个冰冷的科学术语和百分比，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确定了。张淼，是我的儿子。我唯一的亲生骨肉。
我应该怎么办？去认他吗？告诉他，我是他的父亲？那个在他母亲最需要依靠的时候，却因为所谓的“法律”和可笑的自尊心而缺席的父亲？那个间接导致了他母亲死亡的“成功人士”？
我不敢。我真的不敢。就像我这么多年，不敢轻易回那个生我养我的老家一样。
我害怕面对那片土地，害怕面对那些淳朴的乡亲，更害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懦弱和不堪。
我继续赚着钱，好多好多的钱。
钱能给我带来安全感，能让我暂时忘记那些痛苦的过去。
我用钱把自己包裹起来，像一只刺猬。
我没有配偶，也没有其他任何法定的继承人。如果我现在死了，我这亿万家产，将会变成一堆无人认领的数字。
首到……首到那份静静躺在我保险柜最深处的DNA鉴定报告，被公之于众。
那份报告，会像一个迟到的判决书，向世人宣告一个被我隐藏了多年的秘密——张淼，是我的儿子，他有权继承我的一切。
我叫齐利，A省最有钱的律师之一。
我赚了好多好多的钱啊，多到几辈子都花不完。
可是，我不再穷了，却也……不再完整了。
萧然，这个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律师，他那双眼睛，总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我以为他是像他的家庭背景上写的一样的人——姐姐是AL市公安局副局长，姐夫是A省行政诉讼第一人，省委党校教授。
但他不一样，眼睛里明显有东西。
那种对某种东西的执拗，那种不惜一切的疯狂。
只是，他选择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填补内心的黑洞。
而我，只能守着这些冰冷的钱，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囚笼里，慢慢腐烂。
张淼那个案子，我知道萧然尽力了。
当听到“无罪”宣判的时候，我甚至比萧然还要激动。
那孩子，他受了太多苦。
我这个做父亲的，给不了他名分，至少，不能让他再背负不白之冤。
那笔两千块的罚金，我早就替他缴了。
缓刑一年，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也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只是，我不知道，当他将来知道一切真相的时候，会怎么看我这个所谓的“父亲”。
是会感激我为他铺平了道路，还是会怨恨我这么多年的不闻不问？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AL市的夜，很冷。
即使是在我这恒温的豪宅里，也总觉得有一股寒气，从西面八方渗透进来，冻得我瑟瑟发抖。
钱，能买来很多东西，却买不来温暖，也买不来心安。
我叫齐力，也叫齐利。一个名字代表着我贫瘠的过去，一个名字象征着我空虚的现在。
这两个名字，像两条沉重的锁链，将我牢牢地锁死在这无尽的悔恨与孤独之中，首到死亡将我带走的那一天。
或许，只有到那个时候，我才能真正地从这场名为“人生”的噩梦中，解脱出来。
而那份DNA报告，将是我留给这个世界，也是留给张淼的，最后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迟到的“礼物”。
一份浸透了血泪，充满了愧疚，却又承载了我所有未曾说出口的父爱的礼物。
只是，这份礼物，太沉重了。
沉重到，我甚至不敢想象，他收到它时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