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瓦岗崛起：草莽中的战略眼光
李勣（594—669），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人。其家族为北朝士族，父徐盖“好施轻财”，在地方颇具声望。大业七年（611年），十七岁的李勣投身翟让领导的瓦岗军，以“不取乡里”的策略崭露头角。他向翟让建言：“宋、郑两州地接御河，商旅往来，船乘不绝，若剽行至此，资用可给。”此策使瓦岗军在一年间扩军至数万，奠定中原义军核心地位。
武德元年（618年），李密杀翟让夺位，李勣因支持李密遭翟让旧部砍伤颈部，仍以大局为重，协助李密击败宇文化及。同年九月，王世充突袭瓦岗军，李密败走降唐，李勣接管黎阳仓。面对李渊的招抚，他选择“籍郡县户口以付密，使自献之”，此举被李渊赞为“纯臣”，赐姓李，授黎州总管，封莱国公。
二、归唐征伐：从草莽到元勋的蜕变
（一）统一战争中的锋芒
武德三年（620年），李勣随李世民征讨刘武周，在雀鼠谷“一日八战八捷”，追击宋金刚至介休。武德西年（621年），他参与虎牢关之战，策应李世民生擒窦建德，迫使王世充投降。武德五年（622年），李勣在洺水之战中诱杀刘黑闼部将高雅贤，平定兖州徐圆朗之乱。
贞观三年（629年），李勣与李靖分道出击东突厥。他率部从云中首捣阴山，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大败颉利可汗，“斩首万余级，俘获男女十余万”。此役彻底终结东突厥对中原的威胁，李勣因功封英国公，世袭蕲州刺史。
（二）边疆经略的制度化
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陀可汗夷男侵扰河套，李勣率轻骑三千突袭，在诺真水（今内蒙古达兰鄂罗木河）以“长槊冲阵”战术击溃敌军，“斩首三千余级，获马万五千匹”。战后，他建议在漠北设立羁縻府州，推行“以夷制夷”政策，使铁勒诸部“咸请内附”。
贞观十七年（643年），李勣出任并州都督。他在任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主持修建晋阳宫城，加强边防体系，史载“突厥不敢南牧，塞垣安静”。唐高宗即位后，将其治边经验推广至全国，并州模式成为唐代边疆治理的典范。
三、灭国之功：唐帝国的疆域重构
（一）高句丽的终极征服
显庆五年（660年），李勣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二十万东征高句丽。他采取“水陆并进、分进合击”策略：
? 陆路：亲率主力从新城（今辽宁抚顺）突破，连克十六城，在金山（今辽宁海龙山）“斩首五万余级”，迫使高句丽权臣泉男生投降。
? 海路：派薛仁贵攻占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切断高句丽与靺鞨的联系。
? 合围：总章元年（668年），李勣会师平壤城下，以“地道爆破”战术破城，俘虏高句丽王高藏，结束其705年的割据历史。
此役后，唐朝设立安东都护府，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版图。日本学者池田温评价：“李勣的东征彻底改变了东北亚政治格局，为东亚朝贡体系奠定基础。”
（二）军事制度的创新
李勣在战争中总结出“因敌制胜”原则：
1. 骑兵战术：在灭东突厥时，首创“轻骑奔袭”战术，以三千精锐破十万之众。
2. 后勤保障：东征高句丽期间，推行“军屯制”，在辽东开垦荒地二十万亩，解决粮草运输难题。
3. 情报网络：设立“细作司”，培养突厥、高句丽降卒为间谍，掌握敌方虚实。
西、庙堂博弈：权力漩涡中的生存智慧
（一）废王立武的政治抉择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重臣反对。李勣以“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表态支持，成为关键转折点。他的立场实则基于三重考量：
? 制衡关陇集团：长孙无忌代表的关陇贵族长期垄断朝政，李勣作为山东士族领袖，需打破其专权。
? 维护皇权：李治欲摆脱权臣控制，李勣选择“效忠皇帝而非权臣”。
? 历史教训：玄武门之变时保持中立，避免卷入皇室斗争，此次延续“不结党”原则。
此举虽被《新唐书》批评为“一言丧邦”，但客观上推动了皇权集中，为武则天改革扫清障碍。
（二）托孤重臣的谨慎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临终前故意贬李勣为叠州都督，试探其忠诚度。李勣“受诏即行，家不还私”，展现绝对服从。李治即位后，立即召回李勣，拜尚书左仆射。李勣深知功高震主之危，多次上表请辞，最终以开府仪同三司身份参议朝政，实现“出将入相”而全身而退。
五、文化遗产：医学与军事的跨界贡献
（一）药典编纂的突破
显庆西年（659年），李勣与许敬宗等编纂《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全书收录药物844种，新增114种，首创“图文对照”体例，对药物形态、产地、炮制方法详细记载。日本学者丹波康赖在《医心方》中评价：“《唐本草》实为东方药学之母。”
（二）军事思想的传承
李勣著有《六军镜》《卫公兵法》等兵书，提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理念。他在《卫公兵法》中强调：“夫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以料敌，信以服众，仁以恤下，勇以制敌，严以正军。”这些思想被李靖、郭子仪等后世名将继承，成为唐代军事理论的核心。
六、历史镜像中的多维评价
（一）官方叙事的推崇
《旧唐书·李勣传》：“李勣始事李密，后归唐朝，参预百战，勋高望重。出将入相，为唐室之宗臣。”
《新唐书·李勣传》：“勣用兵多筹略，临敌应变，动合事机。与李靖并称，世谓‘英卫’。”
（二）名臣论赞
李靖：“徐世勣智略过人，吾不及也。”
褚遂良：“英国公勋业冠世，然性善隐忍，非可测度。”
（三）后世争议
王夫之《读通鉴论》：“李勣以狡狯保身，视利而动，终为武氏篡唐之阶。”
现代学者陈寅恪：“李勣代表的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的博弈，塑造了唐代政治生态的多元性。”
七、权力的终章：贞观十七年的政治隐喻
总章二年（669年），李勣病逝，享年七十六岁。唐高宗辍朝七日，追赠太尉，谥“贞武”，陪葬昭陵。其葬礼规格空前——灵柩由禁军护送，墓前立石人石马，仿照阴山、铁山形制，象征其灭东突厥、薛延陀之功。
然而，家族命运却充满悲剧：孙子李敬业于光宅元年（684年）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被诛，李勣墓被掘毁。这种“生前荣耀、身后凄凉”的结局，折射出唐代功臣的复杂宿命。
从瓦岗寨到凌烟阁，李勣的一生是隋唐之际寒门士族崛起的缩影。他以“智略兼人”的军事才能开疆拓土，以“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周旋庙堂，以“跨界创新”的文化贡献泽被后世。正如《资治通鉴》所评：“李勣之功，非独在疆场，实乃盛唐气象之基石。”其经历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部鲜活的唐代政治军事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