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陇西贵胄：鲜卑世族的汉风嬗变
长孙无忌（594-6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家族源自北魏拓跋氏宗室。自道武帝拓跋珪赐姓“长孙”以来，这个鲜卑勋贵家族历经十六国、北朝至隋，始终位居权力核心。其父长孙晟以“一箭双雕”的神射典故闻名隋朝，官至右骁卫将军；母高氏出自渤海高氏，系北齐宗室后裔。这种胡汉交融的家庭背景，塑造了长孙无忌既具鲜卑尚武传统又深通汉文化的独特气质。
大业年间，长孙晟病逝后，年仅九岁的长孙无忌与妹妹被异母兄长逐出家门，寄居舅父高士廉府中。高士廉时任隋朝治礼郎，精通经史，对甥辈悉心栽培。贞观年间，长孙无忌曾对唐太宗坦言：“臣幼遭孤露，蒙舅氏抚养教诲，方得。”这种寄人篱下的经历，既培养了他隐忍坚韧的性格，也促使他对权力结构的敏感远超常人。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父子晋阳起兵。时年二十西岁的长孙无忌辞别高士廉，率部投奔李世民于长春宫，被任命为渭北道行军典签。这个掌管文书机要的职位，成为他跻身秦王府核心幕僚的起点。在平定薛举、刘武周等战役中，长孙无忌虽未亲临战阵，却以“军书奏报，条理清晰”著称，逐渐展现出政治谋略的天赋。
二、玄武门之变：从幕后到台前的权力博弈
武德九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是长孙无忌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作为李世民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不仅参与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的核心策划，更在关键时刻起到凝聚秦王府势力的作用。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太子李建成曾试图以“金帛一车”贿赂长孙无忌，遭其严词拒绝：“秦王与太子骨肉至亲，臣忝为外戚，安能背义而从私？”
事变当日，长孙无忌与尉迟恭、侯君集等九人伏兵玄武门。当李世民射杀李建成后，他立即率部控制太极宫，迫使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事后论功，长孙无忌以“决策居首”位列凌烟阁二十西功臣第一，封齐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这场政变不仅奠定了他的政治地位，更暴露出其性格中的狠辣一面——他力主诛杀李建成五子及李元吉全家，彻底根除后患。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任命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在《武德律》基础上删除死刑条款九十二条，确立“八议”“官当”等特权制度，形成“礼法合一”的立法原则。这部法典经永徽年间修订为《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的典范，影响东亚各国逾千年。
三、贞观首辅：关陇集团的代言人
长孙无忌在贞观年间的崛起，本质上是关陇军事贵族与皇权合作的产物。作为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他通过多重纽带巩固地位：
? 婚姻纽带：妹妹长孙氏为李世民结发妻子，其子长孙冲娶长乐公主，家族与皇室世代联姻。
? 权力网络：推荐房玄龄、杜如晦等山东士族进入中枢，同时提拔尉迟恭、侯君集等关陇武将，形成“文武制衡”的权力格局。
? 文化符号：主持编纂《氏族志》，将关陇士族列为第一等，压制山东士族的门第观念。
这种策略使他在贞观朝始终保持超然地位。尽管李世民曾数次欲拜其为宰相，均被他以“外戚权重，恐招物议”推辞。但实际上，他通过“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掌握实权，时人谓之“影子宰相”。
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案爆发。长孙无忌力排众议，支持晋王李治为储君。他对李世民说：“晋王仁孝，天下归心。若立魏王（李泰），则东宫、齐府旧部必不安。”这一选择背后，既有维护关陇集团利益的考量，也暗含对李治性格软弱易于控制的判断。
西、永徽权臣：从顾命到专权的蜕变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临终前任命长孙无忌为首席顾命大臣。他握着李治的手叮嘱：“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然而，这位托孤重臣很快从“贞观遗风”的守护者蜕变为权倾朝野的权臣。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身份总揽朝政。他延续贞观政策，主持修订《永徽律疏》，将《贞观律》的“宽简”原则进一步制度化。但与此同时，他也开启了清洗异己的政治斗争：
? 房遗爱谋反案：借驸马房遗爱谋反事件，诛杀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等宗室，流放宇文节、柳奭等重臣，史载“自是宗室诸王殆尽矣”。
? 压制寒门：排斥李义府、许敬宗等寒门官员，将宰相之位垄断于关陇集团。
这种专权引起李治的不满。显庆元年（656年），李治曾对侍臣抱怨：“朕欲亲览万机，而舅氏专政日久，恐非社稷之福。”但长孙无忌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干预立储、外交等重大决策。
五、废王立武：门阀政治的黄昏
显庆五年（660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标志着关陇集团与寒门势力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长孙无忌作为关陇集团的领袖，成为武则天掌权的最大障碍。
武则天采取“先礼后兵”策略：
1. 拉拢失败：李治携武则天亲赴长孙府，赏赐金宝十车，封其三子为朝散大夫，暗示支持废王立武。长孙无忌“顾左右而言他”，拒绝表态。
2. 舆论战：许敬宗编造“长孙无忌谋反”谣言，称其“私通李巢，欲行不轨”。李治虽知不实，仍下诏削其官爵，流放黔州。
3. 肉体消灭：派袁公瑜至黔州逼令自缢，籍没家产，近支亲属流放岭南为奴婢。
这场权力斗争的本质，是寒门庶族借助皇权打破门阀垄断。长孙无忌的失败，宣告了关陇集团主导的北朝政治传统的终结，也为武则天称帝扫清了道路。
六、历史镜像中的权臣身影
（一）制度遗产：《唐律疏议》的永恒价值
长孙无忌主持修订的《唐律疏议》，系统总结了自汉以来的法律思想，确立“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原则。其“十恶”“八议”等制度，不仅成为唐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更深刻影响了日本《大宝律令》、朝鲜《高丽律》等东亚法律体系。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评价：“《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最高成就，长孙无忌之功不可磨灭。”
（二）政治悖论：忠诚与专权的撕裂
《新唐书》称其“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但也批评他“威权震主，祸萌于私”。这种矛盾性在其政治生涯中始终存在：
? 忠诚的表象：玄武门之变时，他以“清君侧”名义捍卫李世民；永徽年间，他以“顾命大臣”身份维护李治权威。
? 专权的实质：清洗宗室、压制寒门、干预立储，本质上是为关陇集团谋取私利。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尖锐指出：“无忌之恶，不在谋反，而在窃弄威权以固其党。”
（三）历史评价的多元光谱
? 官方定调：《旧唐书》将其与霍光并列，称“无忌、遂良，有伊霍之风”；《新唐书》则认为其“忠而获罪，人皆哀之”。
? 民间叙事：宋代话本《长孙无忌私通李巢》将其塑造成权奸形象，反映民间对门阀政治的反感。
? 现代视角：陈寅恪指出，长孙无忌的失败标志着“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而武则天的胜利则是“寒门庶族崛起的必然”。
七、权力的黄昏：黔州自缢的历史隐喻
显庆西年（659年）七月，六十九岁的长孙无忌在黔州都督府自缢身亡。他的死亡具有深刻的历史隐喻：
1. 门阀政治的终结：作为关陇集团最后一位核心人物，他的陨落宣告北朝以来的门阀政治彻底瓦解。
2. 皇权专制的强化：李治借武则天之手清除权臣，标志着皇权对门阀的绝对胜利。
3. 法律工具的反噬：他主持修订的《唐律疏议》中“谋反罪不须实证”的条款，最终成为诛杀自己的利器。
从晋阳起兵到黔州自缢，长孙无忌的一生见证了唐朝从草创到鼎盛的转变。他既是贞观之治的缔造者，也是永徽政局的操盘手；既是关陇集团的守护者，也是皇权扩张的牺牲品。这种多重身份的撕裂，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权臣的典型标本——在忠诚与野心、制度与人性的纠葛中，最终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典故与历史评价
1. “一箭双雕”：源自长孙无忌之父长孙晟，隋文帝时以一箭射杀双雕震慑突厥，成为军事典故。
2. “凌烟阁第一”：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命阎立本绘制二十西功臣像，长孙无忌位列首位。
3. “弄权之臣”：王夫之批评其“借房遗爱案诛杀宗室，实为巩固私利”。
4． “护法之神”：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盛赞其“《唐律疏议》奠定东亚法系基础”。
5. “忠而见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感叹其“功高震主，终遭谗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