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勤穿好衣裳，蹬上鞋子，天热也不戴大檐帽，走出门的时候，看着卢于川问道。
“什么杀人案。”？
“一个交公粮的农民，用钎探子攮了过磅员的脖子，人己经没了。”卢于川说着，跟在刘克勤的身后，快步往外走。
“哪个公社。”？刘克勤推着自行车，走向门外，跨在自行车上。
“朝阳的星火公社，派出所己经去了，杀人的农民当场被按住。”卢于川紧紧的跟在刘克勤的身后，用力蹬着自行车。
等刘克勤到了星火公社的粮站，周边己经围了不少老百姓，大多都是拉着板车，交公粮的人。
外三分局的童亚民与范国政，早先一步到了案发现场，地上躺着一个年约三十出头的男人，脖颈大动脉处出血，炙热的阳光晒在死者的脸上。
“刘哥！死者叫董大伟，是粮站的司磅员，杀人的凶手是星火公社大柳树庄的农民赵兴宝。”童亚民拿着记录本，递给刘克勤，说完案发现场凶手与被害人的基本信息。
刘克勤看着粮站门口的马路上，排起长龙，都是交公粮的农民，对童亚民说道，“你俩配合粮站，完成今天的夏粮交收工作。”
“我去提审赵兴宝，被害者的尸体让法医拉走，影响不好。”
“我懂！刘哥。”童亚民驾轻就熟的开展工作，与范国政开始在粮站里，维护交公粮的秩序。
粮站的保卫室里，杀害司磅员的嫌疑人赵兴宝，被手铐拷在墙上的铁栅栏上，他的脚尖刚好能着地，整个身子斜着挂在墙上。
赵兴宝越是想脚着地，缓解腰上的疲劳，手腕上的铐子，勒的就越紧，没法子只能咬牙踮起脚尖支撑着，冷汗顺着他苍白的额角，滑进衣领。
“开手铐。”！
刘克勤对粮站的民兵命令道，搬了个凳子，让赵兴宝坐在上面。
民兵拿着手铐钥匙，刚解开手铐，又一脚踹在赵兴宝的腰上，“老实点。”
“你出去。”刘克勤眼疾手快的拽起赵兴宝，瞪着那年轻的民兵。
等民兵走出保卫室以后，刘克勤拿出烟盒，敬给赵兴宝一根，便开口问道。
“你跟司磅员有仇。”？
“没仇。”！
“那你杀他是为了什么。”？
赵兴宝听着刘克勤的问话，手里夹着烟，屁股从凳子上挪下来，蹲在一边。
“他说我交的公粮斤数不对，我从村里交公粮来的时候，在村里都过好磅了。”赵兴宝耷拉着脑袋，佝偻的背绷成一张拉紧的弓。
“拢共是六百三十斤粮食，我们三晒三干，斤两都是够的，他过磅说不够。”
“我说，你让我看看秤星，他瞪着我说，我说不够就不够，还让我补齐五十斤小麦。”
刘克勤听着赵兴宝的供述，无奈叹了一口气，他看着眼前的赵兴宝，像是被抽走灵魂的纸人，眼睛瞪的，却没半点精气神。
“继续说。”！
赵兴宝牙齿咬的“咯咯”作响，擤着鼻尖，“我说，你不让我看也行，那五十斤小麦，我不会补。”
“他听完我的话，踹了我一脚，就拿着钎探子，使劲儿扎我的粮袋子，麦子掉了一地。”
“我心疼的想去捡，他又踩踢地上的麦子，还说这回得补齐一百斤小麦。”
刘克勤拍了拍赵兴宝，无助抽搐的肩头，又看他的嘴唇不受控地颤抖，连挤出半句话，都碎成了断续的气音。
“村里一家一户，俺人头算，一年的口粮只留了三百斤粮食，村里让我来交公粮，我不能糊里糊涂的倒贴一百斤。”
“他作践我可以，但是作践粮食不行。”
“我当时看他糟蹋粮食，实在忍不了，就拿钎探子跟他比划，一不小心，攮在他脖子上。”
“呼。”！刘克勤长吐一口浊气。
停下记录的钢笔，再看着赵兴宝战栗的身子，以及被烈日晒皲裂的皮肤，还有长期劳作磨出的皱纹。
这起案子并不复杂，却是六十年代最让他记忆犹新的杀人案。
案子的杀人动机，仅仅只是粮站司磅员的“贪婪”与“傲慢”。
刘克勤又去外面了解了一下真实情况，司磅的秤确实被动了手脚，上下错了西五十斤。
有些懂“人情世故”的人，会去门口的供销社，买一包大前门，送给司磅员，这秤也就准了。
遇上不懂变通的，要么重新验收，要么故意为难。
被杀害的董大伟，没想到会遇上首肠子的赵兴宝，一钎子攮死了他。
刘克勤再次拍了拍哭出声的赵兴宝，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这是一个群体的苦难。
余华在“活着”一书中，写道“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赞美的。”
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会带来任何幸福。
当刘克勤身处“荒年”的时代，他觉得余华下笔还是不够狠。
苦难只是苦难，是活埋一群人的沼泽，是抽筋扒皮的地狱，是冻毙于黑夜的灵魂，是最不需要的磨炼。
人间疾苦，哪是能用苦难赞美的。
而赞美苦难的人，从来就不在苦难之中。
绝望是苦难的外衣，人性的恶意才是苦难的心脏。
刘克勤在这起杀人案的结案报告中，将凶手赵兴宝定性为“反讹诈自卫”。
他罗列的证据材料，也证明星火公社粮站中，涉嫌讹诈交公粮的村民，以及无故克扣公粮斤数。
最后，赵兴宝被公诉当日，判刑三年五个月。
也就从这起案子之后，北京周边的公社粮站，很少发生恶性的杀人案件。
时间过得极快。
日落日出，时光像是一头野驴，跑起来就没完。
曾经踮起脚尖够不到门框的老二刘克俭，一回头竟然与门框齐平。
挂在墙上的大字日历，被时间的风掀得哗哗作响。
胡同口的那棵大槐树，己经换了三次新叶，转眼间，到了1965年。
这三年，值得提起的，是邓端玉来的十七封信。
还有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成功爆炸。
以及，从南京来的陈谋义，在1965年的元旦这一天，离开了北京。
“刘哥！在外三分局这几年，我学到的东西很多。”陈谋义穿着来时的中山装，外面披着一身军大衣。
“等以后，你肯定得来南京，我可告诉你，你去见邓伯父的时候，没我你还真不行。”
刘克勤倒是旁敲侧击的问过，这邓端玉的父亲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陈谋义言简意赅的回道，“是个身经百战的人。”
俩人听着火车站里，传来开往南京的播报声，刘克勤站在月台将陈谋义送上火车。
刚到院里，何雨柱蹲在院门口，左右环顾看了两眼，贼兮兮的说道。
“大茂出事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