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院里响起了沉闷的钟声，宣告着县试第一场正式开始。号舍外传来脚步声和低语声，负责发放考卷的差役将一张印着题目的考卷塞进了林晏的号舍。林晏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略微有些紧张的心情，伸手接过了考卷。
考卷纸质比他自带的草纸稍好，但也有限，是常见的、略微泛黄的官纸。上面用清晰的楷体字印着此次县试第一场的题目。明朝县试通常考两场或三场，第一场往往是考“经义”，即从西书中截取一句或一段话，让考生根据程朱理学的观点，用八股文的体裁进行阐述。
林晏凝神看去，卷首赫然写着三个大字：“民为贵”。
题目出自《孟子·尽心下》，原文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一个非常经典，但也非常考验功底和见识的题目。说它经典，是因为这句话几乎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体现，历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频率都非常高。说它考验功底，是因为越是经典的题目，前人注疏越多，想要写出新意，写出深度，就越发困难。考生不仅要熟知《孟子》原文和朱熹的集注，还要旁征博引，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严格遵守八股文的格律要求。
林晏看着这三个字，眉头微微皱起。这个题目，看似平和，实则暗藏机锋。在明朝这个皇权日益强化的时代，公开强调“民为贵，君为轻”，是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的。写得太浅，流于表面，拾人牙慧，定然无法获得高分。写得太深，言辞过于激烈，触及“君本”思想，又可能被考官视为“异端邪说”，甚至招来祸患。如何在程朱理学的框架内，既阐发出民本思想的精髓，又不至于逾越雷池，其中的分寸拿捏，最为考验考生的水平。
林晏闭上眼睛，靠在冰冷的墙壁上，脑海中开始快速地运转起来。原主的记忆中，关于这句“民为贵”的各种注疏、范文，如同潮水般涌现。朱熹是如何解释的？前朝大儒们又是如何阐发的？本朝有哪些知名的文章是围绕这个题目展开的？这些信息如同无数碎片，在他脑海中碰撞、组合、筛选。
与此同时，他来自现代的灵魂，也在以一个更加宏观、更加批判性的视角审视着这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两千多年前，孟子能提出这样的思想，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体现了早期儒家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及对统治者权力的警示。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往往被统治阶级所歪曲、利用，甚至阉割。所谓的“民贵君轻”，更多时候只是一种停留在口头上的政治口号。真正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君”的意志，永远凌驾于“民”和“社稷”之上。尤其是在明朝，经历了洪武、永乐两代雄主的集权统治，皇权达到了空前的顶峰。“君为轻”三个字，几乎成了某种禁忌。
那么，这篇文章该如何破题？如何立意？林晏的指尖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他想到了自己穿越以来的遭遇，想到了祖母的咳血，想到了王绍的嚣张跋扈，想到了路边那无人收敛的白骨，想到了贡院差役的刁难和羞辱……一幕幕画面如同尖锐的针刺痛着他的神经。
所谓的“民”，在这世道下，究竟是什么？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是随意欺凌的蝼蚁？还是……构成这个国家、这个社稷最根本、最坚实的基础？一股难以言喻的郁结之气，在他胸中升腾激荡！他有话要说！他想借着这个题目，借着圣贤的言语，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更是为了宣泄心中那股不平之气！
当然，他不能像愤青一样首接批判皇权，那无异于自取灭亡。他必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用最严谨的八股格式，用最符合程朱理学逻辑的方式，将自己的思想巧妙地融入其中。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股文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规定。
林晏开始在脑海中构思文章结构。他要强调“民心向背”对于“社稷安危”和“君位稳固”的重要性，将“民”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要论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警示统治者若横征暴敛、无视民生，最终只会动摇国本。他要引申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观点，但要巧妙地将其包装在“君行仁政，则民心自附，社稷自固”的框架内。
思路渐渐清晰。一股浩然之气，似乎也随着这番思索，在他心中缓缓凝聚。这股气，并非完全是儒家经典所赋予的，更多的是他两世为人、历经苦难后沉淀下来的那份对底层疾苦的共情，对公平正义的渴求，以及对这操蛋世道的无声控诉！他要将这股气，这股意，这股积郁己久的愤懑与希望，都倾注到笔端！
林晏睁开眼睛，目光明亮而坚定。他拿起那支粗糙的竹管笔，饱蘸浓墨。笔尖悬于纸上，微微颤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激动！窗外似乎传来几声若有若无的蚊蝇嗡嗡声，空气中那令人作呕的恶臭依旧顽固。但林晏己经浑然不觉。他的整个心神都沉浸在即将落笔的文章之中。砚台里磨出的，不仅仅是墨汁，更是他心中的血与泪。笔下即将凝聚的，也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他胸中那股不屈的浩然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