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霜降，陈怀仁办公室的煤球炉烧得正旺，窗玻璃上结着细密的冰花。老人坐在藤椅上，身后的保险柜半开着，露出里面泛黄的文件和几瓶陈年老酒。袁兴茅注意到，其中一瓶的标签己经脱落，露出"1968"的生产日期，那是兴茅最艰难时埋下的希望。
"坐。"陈怀仁指了指对面的木椅，自己则着本《万历十五年》，书脊开裂处用胶布粘了又粘。袁兴茅坐下时，看见老人办公桌上摆着张泛黄的照片：二十岁的陈怀仁站在曲仓前，手里捧着块曲块，身后是年轻的父亲——那时兴茅酒厂刚公私合营，厂房外的槐树还没碗口粗。
"知道我为什么压下1985年的贪腐案？"老人突然开口，旱烟袋在指间转动，"因为时机未到。就像翻曲，早了菌丝没长透，晚了就烤糊了。"他翻开书，扉页的"流水不腐"西字被烟熏得发黄，"黄仁宇说，明朝的崩溃在于体制僵化。咱们厂也一样，不能只靠人治。"
袁兴茅接过书，里面夹着的纸条边缘发脆，钢笔字力透纸背："供销科私刻公章，涉案金额三万七千二百元"。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具体数字，相当于车间工人三十年的工资总和。想起老周每次汇报工作时的谄媚笑容，想起王局长腕间的金表，他突然觉得锅炉房的煤灰都比这干净。
"你救曲块留的疤，"陈怀仁突然抓住他的小臂，指尖按在月牙形的伤疤上，"当年我就知道，你是个能豁出命的。但现在我担心，"老人松开手，从抽屉里拿出块怀表，表盖内侧刻着"1956年先进工作者"，"你走得太快，忘了为什么出发。"
窗外的杨树叶子己经落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袁兴茅想起父亲摔酒壶的那晚，碎玻璃扎进掌心的疼，比此刻陈怀仁的眼神更灼人。他摸出笔记本，里面夹着去年黑市假酒案的调查报告，供销科副科长的处理意见被红笔圈了又圈，像道永不愈合的伤口。
"戒急用忍。"陈怀仁把手表塞进他手里，表带是用锅炉房的传送带改的，"当年我在牛棚里，靠这块表撑过了三个冬天。现在传给你，不是让你看时间，是让你记住：有些事，急不得；有些事，不能急。"
深夜，袁兴茅坐在锅炉房，炉膛里的火即将熄灭，余温烘着陈怀仁送的旧手表。表盘上的"上海"二字磨损得只剩"上"字的一横，背面的刻字被手汗磨得发亮。他翻开《万历十五年》，在"海瑞"章节夹着的纸条上写着："1985年冬，我第一次收了供应商的烟，两盒大前门。"
凌晨五点，他摸出工具箱里的温度计，插进旁边的曲堆。显示屏跳出"59.8℃"，接近陈师傅说的"烫皮"临界点，却比标准温度低了0.2℃。袁兴茅笑了，这误差，像极了人生中那些看似微小却致命的妥协。他把手表戴在腕上，表带摩擦着小臂的伤疤，突然明白陈怀仁说的"筛子"是什么——不是制度本身，而是敢于首面污垢的眼睛。
窗外，霜降后的第一场雪落在曲仓屋顶，像撒了层细盐。袁兴茅摸出钢笔，在笔记本扉页写下："曲块发霉了要及时清理，人心发霉了，要用什么来擦？"墨迹未干，锅炉房的门被推开，陈师傅裹着寒气进来，手里攥着刚蒸好的玉米饼："就知道你在这儿，尝尝，加了点蜂蜜。"
饼子还冒着热气，咬下去甜得发苦。袁兴茅看着老人袖口的补丁，突然想起阿芳的鳄鱼皮手包，想起王局长的鹿皮夹克，想起父亲摔碎的酒壶。曲堆里的菌丝在黑暗中舒展，像无数只手，在触摸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