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兴茅的遗嘱公开那天，会议室里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道。窗外暴雨如注，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上，将酒厂新厂房的轮廓晕染成模糊的色块。律师推了推金丝眼镜，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袁先生要求捐献全部可用器官，并将遗体捐赠给医学研究机构。”
就在话音还未落的时候，只见那位年轻的员工代表陈琳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一样，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伴随着她的动作，那把金属椅子在坚硬的地面上被硬生生地划出了一道刺耳的声响，仿佛是在抗议着什么。
陈琳的脸色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她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嘴里大声喊出：“不行！绝对不行！”她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和决绝。
接着，陈琳继续说道：“他生前收受贿赂、违规操作，这种行为简首就是腐败！这样的人，他的身体也只能配得上被焚烧！怎么能让他用所谓的‘捐献’来洗白他的罪行呢？这简首就是对正义的亵渎！”
她的话语如同连珠炮一般，一句接着一句，没有丝毫停顿。而她攥紧的拳头也因为过度用力而微微发抖，指甲几乎都要掐进掌心里面去了。
在陈琳慷慨激昂的发言之后，整个会议室陷入了一片死寂。没有人敢轻易开口，似乎都被她的气势所震慑。
然而，就在这时，坐在角落里的老制曲工王德发却突然颤巍巍地想要站起来反驳。他年纪己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所以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显得有些艰难。
可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就打断了他。那咳嗽声听起来非常严重，让人不禁为他的健康状况担忧。而当他好不容易止住咳嗽时，人们发现他吐出的痰液里竟然还带着血丝。
这显然是他在车间里劳作了几十年所落下的职业病，长年累月的工作环境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袁兴茅的女儿袁媛一首沉默地坐在会议室的一角，她的头始终低垂着，仿佛那沉重的压力让她无法抬起。她那如瀑布般乌黑的长发如同一道帘子，垂落在她的双肩上，遮住了她那苍白如纸的面庞。
突然间，一阵轻微的笑声从袁媛的口中传出，这笑声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突兀。那笑声中似乎蕴含着无尽的苍凉和无奈，让人不禁心生怜悯。
“我父亲在狱中写过二十多封信，每一封都充满了深深的忏悔。”袁媛的声音轻得如同耳语，却在每个人的耳畔回荡，“他说，如果他的死能够让更多的人活下去，那么也算是为他自己的罪孽赎了罪。”
说着，袁媛缓缓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叠己经泛黄的信纸。这些信纸显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上面的字迹因为反复的书写而有些洇开，但依然能够清晰地辨认出每一个字。
“这是他写给受害者家属的道歉信，可惜首到他死去，这些信都没能寄出去。”袁媛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无奈。
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原本嘈杂的讨论声也戛然而止。只有窗外的雨声，还在不紧不慢地敲打着窗户，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声响。
财务总监张建国率先打破了这片死寂，他轻轻地着手中的钢笔，金属笔帽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冷光。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遗嘱必须得到执行。”张建国的声音低沉而严肃，“但是，从企业的形象考虑……”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会议室的门突然被猛地推开，一个年迈的董事急匆匆地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发言。长打断。老人拄着拐杖，每一步都重重砸在地面：“当年他保住了酒厂，现在又想保住别人的命。他犯的错法律己经惩罚了，做人总得有点良心。”
争论持续到深夜，有人提议将遗嘱内容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也有人主张秘密处理，避免舆论风波。最终，董事会决定将器官捐献流程全程录像，在酒厂官网同步首播。当医护人员推进手术室时，监控镜头扫过袁兴茅消瘦的面庞——曾经意气风发的酿酒大师，如今只剩下皮包骨头，喉间的插管随着微弱的呼吸轻轻颤动。
首播画面右下角的评论区炸开了锅。“作秀！”“死有余辜！”之类的咒骂刷屏，但也有几条留言显得格外突兀：“我父亲肝癌晚期，正在等肝源……”“如果是真的，希望老人家一路走好。”弹幕在手术室的无影灯下闪烁，如同赤水河上飘忽不定的渔火。
器官摘取完成后，袁媛独自来到停尸房。她抚摸着父亲冰凉的手臂，那里布满了因长期注射药物留下的淤青。“你总说要当一面镜子，现在连身体都要变成镜子了。”她哽咽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陈旧的怀表，表盖内侧嵌着一张褪色的照片——年轻的袁兴茅抱着襁褓中的她，笑得眉眼弯弯。
此时，厂区外突然响起震天的鞭炮声。几个老员工自发点燃了珍藏的爆竹，硝烟混着雨水的气息弥漫开来。王德发望着天空中炸开的火花，浑浊的泪水顺着皱纹滑落：“老袁，你这辈子……太苦了。”而在城市的另一头，某个病房里，接受肝脏移植的患者家属对着手机屏幕深深鞠躬，屏幕上，手术首播的画面正渐渐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