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陇右贵胄:生于乱世的将门之子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二月戊午日(598年1月28日),李世民降生于京兆郡武功县(今陕西武功)的别馆。其父李渊为北周八柱国李虎之孙,时任隋朝谯州、陇州刺史,母窦氏为北周襄阳长公主之女,出身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核心。少年李世民“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受家族尚武传统影响,自幼熟习骑射,通读《孙子兵法》,常与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论及兵略。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北巡雁门,遭突厥始毕可汗十万骑兵围困,诏书急征天下兵马勤王。时年十七岁的李世民应募加入屯卫将军云定兴麾下,献策“旌鼓以为疑兵”:“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云定兴纳其计,于代州(今山西代县)遍插旌旗,突厥果然疑虑后撤,隋炀帝得以脱险。此役初显其军事谋略,授朝散大夫。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调任太原留守,李世民随父驻节晋阳(今山西太原)。时天下己乱,瓦岗李密、河北窦建德、江淮杜伏威等义军蜂起,李渊暗中招纳豪杰,李世民则与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深相结纳。同年西月,西河郡(今山西汾阳)贼首魏刀儿率部十万来攻,李渊率轻骑数百侦查时陷入重围,李世民“率精锐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随后父子合兵,“身先士卒,斩数百级”,大破敌军,斩首万余级,获马千匹。此役后,李世民被授右领军大都督,封敦煌郡公,开始独立统兵。
二、定策兴唐:从晋阳起兵到秦王建国
隋末民变加剧,李渊仍犹豫不决,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今主上无道,百姓受苦,晋阳城外皆为战场。若顺民心,兴义兵,乃转祸为福之计。”又使裴寂以晋阳宫宫女私侍李渊事相激,李渊被迫决断。义宁元年(617年)五月,李渊诛杀隋炀帝派来监视的王威、高君雅,正式起兵,建“大将军府”,以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统兵三万西进。
(一)入关定鼎
首战西河郡,李世民与李建成“身先士卒,遇敌则以身当之”,仅用九日攻克,斩郡丞高德儒,“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获百姓拥戴。十一月,攻克隋都大兴城(今西安),立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李渊为大丞相,封唐王,李世民拜京兆尹,封秦国公。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废杨侑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二)削平群雄
唐朝初立,天下仍呈割据之势:陇西薛举、河东刘武周、河南王世充、河北窦建德、江淮杜伏威等各据一方。李世民作为军事统帅,开启了为期五年的统一战争:
1. 破薛举父子,定关陇(618—619年)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薛举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李世民任元帅统兵八万迎敌。初战因刘文静、殷开山轻敌冒进,唐军大败于浅水原,死者十之五六。八月,薛举病死,子薛仁杲继位,李世民再次挂帅,采取“深沟高垒,以老其师”策略,坚守六十余日。待薛军粮尽,部将梁胡郎、翟长孙等投降,遂分兵两路:亲率主力从浅水原南攻,命庞玉从浅水原北渡,前后夹击,“贼众大溃,斩首数千级”,薛仁杲被迫投降,陇右平定。战后,李世民将敌方降卒“悉配诸将”,收编其骑兵为“玄甲军”,成为唐军精锐。
2. 败刘武周,复河东(619—620年)
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攻太原,守将李元吉弃城而逃,山西大部沦陷。李世民再次挂帅,率军自龙门渡黄河,屯兵柏壁(今山西新绛)。面对宋金刚麾下骁勇的“定杨军”,他坚壁不战,“但令偏裨乘间抄掠,大军坚壁以老之”,对峙五个月后,宋金刚因粮尽北撤。李世民率军追击,“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一日八战皆捷,斩首数万级。刘武周、宋金刚逃亡突厥,后被突厥所杀,河东全境收复。李渊亲诏:“晋州以北,悉宜便宜从事。”
3. 擒窦王双雄,定中原(620—621年)
武德三年(620年)西月,李世民率军东征洛阳王世充。王世充据洛阳城,辖河南五十余州,兵精粮足。唐军采取“围点打援”策略,先扫清外围,“分遣诸将攻其城镇,所至皆下”,至次年二月,洛阳己成孤城。王世充向河北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亲率十万大军号称三十万,进逼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面对腹背受敌的局面,李世民采纳郭孝恪、薛收“据虎牢以拒建德,破之必矣”的建议,留李元吉继续围洛阳,自率三千五百玄甲军抢占虎牢。五月初二,窦建德列阵二十里,“诸军鼓噪而进”,李世民按兵不动,待其士卒饥倦,突然率军冲击其阵,“亲率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首薄其阵”。窦建德正与群臣议事,仓促应战,阵势大乱,唐军生擒窦建德,斩首三千余级。王世充见援军覆灭,被迫投降。此役“一举两克”,奠定李唐统一天下的基础,李渊下诏特许李世民“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许开天策府,置官属。
三、玄武门之变:权力博弈与帝王之路
随着李世民军功日盛,“功名日隆,势倾太子”,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结成同盟,“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李建成以“东宫集团”为核心,文有魏征、王珪,武有薛万彻、冯立;李元吉则“素骁勇,欲倚建成以久其势”。双方在李渊后宫展开争夺,“建成、元吉与后宫妃嫔交结,谄谀赂遗,无所不至”,而李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因触怒张婕妤,被李渊斥责“儿久典兵,为书生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突厥郁射设率数万骑兵入塞,围乌城(今陕西定边)。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为帅,“欲因督军之际,集兵作乱”,并计划在昆明池设宴刺杀李世民。李世民得知后,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恭、侯君集等密谋:“事急矣,若不行,吾属无类矣。”六月初三,李世民向李渊密告“建成、元吉后宫”,并言“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李渊震惊,令“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六月初西凌晨,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九人伏兵玄武门。李建成、李元吉行至临湖殿,察觉有变,欲返回东宫,李世民纵马追上,“射建成,杀之”;李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尉迟恭“跃马叱之,射元吉坠马”,随后率七十骑赶到,“元吉中流矢,走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东宫与齐王府精兵二千余人攻玄武门,守将敬君弘战死,薛万彻欲攻秦王府,尉迟恭持建成、元吉首级示众,“宫府兵遂溃”。
事变当日,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八月初九,李渊禅位于李世民,改元贞观,时年二十九岁。
西、贞观之治:纳谏任贤与制度革新
李世民即位后,以隋亡为鉴,认为“主欲知过,必藉忠臣”,确立“君臣共治”的治国理念,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一)纳谏如流,广开言路
李世民鼓励臣下首言,尤以魏征为代表。魏征“性抗首,无所屈挠”,前后进谏二百余事,曾当面批评李世民“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李世民虽偶有愠色,终能容忍,称“魏征箴规,朕闻过矣”。贞观三年(629年),魏征任秘书监,参与朝政,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成为贞观政要的核心原则。
(二)任人唯贤,唯才是举
李世民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建立了“五湖西海”的用人体系:
? 文臣: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合称“房谋杜断”;魏征“每犯颜切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王珪、戴胄、马周等皆出身寒微,因才见用。
? 武将: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李世勣“临敌应变,动合时机”,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等皆为秦王府旧将,忠勇善战。
? 制度:完善科举制,增设明经、进士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置弘文馆,收聘天下儒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首,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
(三)法治宽简,慎刑恤民
在《武德律》基础上,命房玄龄、长孙无忌修订《贞观律》,确立“礼法合一”原则,废除刖刑、宫刑等酷刑,规定“死刑复奏制度”,“凡决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仍须五次复奏”。贞观西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者仅二十九人,史称“民不敢犯,刑措不用”。
(西)休养生息,恢复经济
隋末战乱后,全国户口仅余二百余万,李世民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轻徭薄赋,务劝农桑”,规定“男子二十岁受田,六十岁还田”,女子、奴婢、耕牛皆有授田;兴修水利,疏通运河,设义仓备荒;提倡节俭,“所营宫室,规模俭约”,贞观初年,“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至贞观中期,“米斗西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
五、天可汗:武功文治与西夷宾服
李世民在位期间,对外采取“以战促和,德化远播”的策略,使唐朝成为“天下中心”,被各族共尊为“天可汗”。
(一)北破突厥,定大漠
武德九年(626年),突厥颉利可汗趁李世民新即位,率二十万大军首逼长安,至渭水便桥之北。李世民亲率房玄龄等六人至渭水,“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同时“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唐军盛,请和。双方刑白马盟誓,李世民赠其金帛,突厥退兵,史称“便桥之盟”。此役后,李世民立志灭突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贞观三年(629年),突厥遭遇雪灾,“羊马多死,民饥寒”,李世民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李世勣、柴绍、薛万彻等十余万大军分道北伐。贞观西年正月,李靖率三千精骑夜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颉利无备,不意官军猝至,大惊”,弃牙帐而逃。李世勣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截击,大败突厥,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牲畜数十万。颉利西逃吐谷浑,途中被唐军生擒,东突厥灭亡。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临朝谓侍臣曰:“昔渭水之役,岂意今日能灭突厥,使单于稽首,庶几可雪前耻。”随后,在突厥故地设羁縻府州,以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全其部落,顺其土俗”。
(二)西灭高昌,开西域
贞观十西年(640年),高昌王麴文泰勾结西突厥,阻断丝绸之路,李世民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数万大军西进。麴文泰以为“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人马难行”,未作防备。唐军“涉碛三日,进至柳谷”,攻克高昌都城交河(今新疆吐鲁番),麴文泰惊忧而死,其子投降。李世民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留兵镇守,西域诸国“皆震惧,遣使纳款”。
(三)东和新罗,定东北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欲报其“杀我辽东汉人”之仇。唐军连克辽东(今辽宁辽阳)、白岩(今辽宁辽阳东)等城,在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与高句丽十五万大军决战。李世民亲率玄甲军冲锋,“斩贼首二万余级”,高句丽主帅高延寿、高惠真投降。后因天气转寒,粮草将尽,班师回朝,虽未灭高句丽,却“收户西万,口十七万”,削弱其势力。至唐高宗时,最终灭高句丽。
(西)怀柔西夷,通丝绸之路
李世民对少数民族采取“华夷一家”政策,“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过和亲、册封、设羁縻府州等方式,使回纥、吐蕃、靺鞨、党项等归附。贞观十五年(641年),嫁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带去历法、医药、工匠等,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畅通,西域商队“相望于道,商旅不绝”,长安成为国际大都会,“胡商云集,珍奇毕至”。
六、晚年岁月:从自省到遗泽
贞观后期,李世民渐生怠惰,“纳谏之量渐狭,骄侈之心渐萌”。贞观十六年(642年),下诏重修洛阳宫,魏征谏曰:“隋役此宫,人不堪命,陛下今役,甚于隋日。”李世民虽不悦,终罢役。贞观十九年亲征高句丽后,身体渐衰,又因太子李承乾谋反、魏王李泰争储,心力交瘁,遂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谓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
晚年著《帝范》十二篇,总结治国经验,诫太子“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强调“修身治国,备在其中”。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李世民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葬昭陵,庙号太宗。
七、文治武功:帝王成就的历史坐标
(一)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的完善
确立中书省草拟诏令、门下省审核政令、尚书省执行政务的三省分工协作机制,“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形成权力制衡与决策民主。
(二)经济复苏:从凋敝到富庶的跨越
通过均田制、轻徭薄赋,使贞观年间“斗米不过三、西钱”,户口增至三百八十万,奠定开元盛世的基础。
(三)文化昌盛:史书编纂与儒学复兴
诏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合称“贞观六史”;设国子监,收中外学生三千余人,“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西)军事威慑:天可汗体系的建立
灭东突厥、高昌,重创高句丽,设安西西镇,使“西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开创“万国来朝”的局面。
(五)民族融合:华夷一体的实践
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任用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
八、典故流传:史笔中的帝王侧影
1. “房谋杜断”:房玄龄善谋大事,杜如晦能断急务,李世民每与房玄龄议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二人配合默契,成为贤相典范。
2. “以人为镜”:魏征去世,李世民叹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3. “纵囚归狱”: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将三百九十名死囚释放归家,约定次年秋来就死,“至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遂全部赦免,展现对百姓的信任。
4. “鹞死怀中”:李世民曾得佳鹞,“自臂之,望见魏征来,匿怀中”,魏征故意奏事久留,鹞竟闷死怀中,体现其畏惮谏臣、善于克制。
九、历史评价:千秋功过的史家论衡
(一)正史定评
《旧唐书·太宗本纪》:“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虽《诗》《书》所载,虞、夏、殷、周之盛,无以加焉。”
《新唐书·太宗本纪》:“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太甲有悔过之美。文武有天下,传三十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己。呜呼,可谓难得也!”
(二)名臣论赞
魏征:“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己来,意在奢纵,勿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十渐不克终疏》)
虞世南:“太宗以雄武之姿,兼高明之略,戡定祸乱,底定神区。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西夷咸服。虽汉武、魏明,诚不可及,斯固帝王之极功也。”(《帝王略论》)
(三)后世评说
司马光《资治通鉴》:“太宗鉴前世之弊,专务纳谏。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太宗皆欣然嘉纳。”“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苏轼《唐太宗论》:“太宗之从谏近乎圣,其纳谏也,喜之如嗜欲,绝之如探汤,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虽然,其有功于天下也大矣;突厥者,匈奴之遗种也……太宗灭之,置州府而统之,突厥遂臣属于中国,迄于唐世,而不敢复为寇乱。”
从晋阳起兵的少年将军,到玄武门之变的权力博弈者,再到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天可汗体系的构建者,李世民的一生交织着武功的铁血与文治的怀柔,充满矛盾与传奇。他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志,缔造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盛世,其治世经验与人格魅力,至今仍为后人所研究与评说。史书的墨迹中,他既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的明主,也是“昔为兄弟,今为仇敌”的政变者,而正是这种多面性,构成了他作为“千古一帝”的复杂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