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陇右贵胄：生于乱世的将门之子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二月戊午日（598年1月28日），李世民降生于京兆郡武功县（今陕西武功）的别馆。其父李渊为北周八柱国李虎之孙，时任隋朝谯州、陇州刺史，母窦氏为北周襄阳长公主之女，出身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核心。少年李世民“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受家族尚武传统影响，自幼熟习骑射，通读《孙子兵法》，常与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论及兵略。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北巡雁门，遭突厥始毕可汗十万骑兵围困，诏书急征天下兵马勤王。时年十七岁的李世民应募加入屯卫将军云定兴麾下，献策“旌鼓以为疑兵”：“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云定兴纳其计，于代州（今山西代县）遍插旌旗，突厥果然疑虑后撤，隋炀帝得以脱险。此役初显其军事谋略，授朝散大夫。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调任太原留守，李世民随父驻节晋阳（今山西太原）。时天下己乱，瓦岗李密、河北窦建德、江淮杜伏威等义军蜂起，李渊暗中招纳豪杰，李世民则与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深相结纳。同年西月，西河郡（今山西汾阳）贼首魏刀儿率部十万来攻，李渊率轻骑数百侦查时陷入重围，李世民“率精锐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随后父子合兵，“身先士卒，斩数百级”，大破敌军，斩首万余级，获马千匹。此役后，李世民被授右领军大都督，封敦煌郡公，开始独立统兵。
二、定策兴唐：从晋阳起兵到秦王建国
隋末民变加剧，李渊仍犹豫不决，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今主上无道，百姓受苦，晋阳城外皆为战场。若顺民心，兴义兵，乃转祸为福之计。”又使裴寂以晋阳宫宫女私侍李渊事相激，李渊被迫决断。义宁元年（617年）五月，李渊诛杀隋炀帝派来监视的王威、高君雅，正式起兵，建“大将军府”，以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统兵三万西进。
（一）入关定鼎
首战西河郡，李世民与李建成“身先士卒，遇敌则以身当之”，仅用九日攻克，斩郡丞高德儒，“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获百姓拥戴。十一月，攻克隋都大兴城（今西安），立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李渊为大丞相，封唐王，李世民拜京兆尹，封秦国公。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废杨侑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二）削平群雄
唐朝初立，天下仍呈割据之势：陇西薛举、河东刘武周、河南王世充、河北窦建德、江淮杜伏威等各据一方。李世民作为军事统帅，开启了为期五年的统一战争：
1. 破薛举父子，定关陇（618—619年）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薛举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李世民任元帅统兵八万迎敌。初战因刘文静、殷开山轻敌冒进，唐军大败于浅水原，死者十之五六。八月，薛举病死，子薛仁杲继位，李世民再次挂帅，采取“深沟高垒，以老其师”策略，坚守六十余日。待薛军粮尽，部将梁胡郎、翟长孙等投降，遂分兵两路：亲率主力从浅水原南攻，命庞玉从浅水原北渡，前后夹击，“贼众大溃，斩首数千级”，薛仁杲被迫投降，陇右平定。战后，李世民将敌方降卒“悉配诸将”，收编其骑兵为“玄甲军”，成为唐军精锐。
2. 败刘武周，复河东（619—620年）
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攻太原，守将李元吉弃城而逃，山西大部沦陷。李世民再次挂帅，率军自龙门渡黄河，屯兵柏壁（今山西新绛）。面对宋金刚麾下骁勇的“定杨军”，他坚壁不战，“但令偏裨乘间抄掠，大军坚壁以老之”，对峙五个月后，宋金刚因粮尽北撤。李世民率军追击，“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一日八战皆捷，斩首数万级。刘武周、宋金刚逃亡突厥，后被突厥所杀，河东全境收复。李渊亲诏：“晋州以北，悉宜便宜从事。”
3. 擒窦王双雄，定中原（620—621年）
武德三年（620年）西月，李世民率军东征洛阳王世充。王世充据洛阳城，辖河南五十余州，兵精粮足。唐军采取“围点打援”策略，先扫清外围，“分遣诸将攻其城镇，所至皆下”，至次年二月，洛阳己成孤城。王世充向河北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亲率十万大军号称三十万，进逼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面对腹背受敌的局面，李世民采纳郭孝恪、薛收“据虎牢以拒建德，破之必矣”的建议，留李元吉继续围洛阳，自率三千五百玄甲军抢占虎牢。五月初二，窦建德列阵二十里，“诸军鼓噪而进”，李世民按兵不动，待其士卒饥倦，突然率军冲击其阵，“亲率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首薄其阵”。窦建德正与群臣议事，仓促应战，阵势大乱，唐军生擒窦建德，斩首三千余级。王世充见援军覆灭，被迫投降。此役“一举两克”，奠定李唐统一天下的基础，李渊下诏特许李世民“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许开天策府，置官属。
三、玄武门之变：权力博弈与帝王之路
随着李世民军功日盛，“功名日隆，势倾太子”，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结成同盟，“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李建成以“东宫集团”为核心，文有魏征、王珪，武有薛万彻、冯立；李元吉则“素骁勇，欲倚建成以久其势”。双方在李渊后宫展开争夺，“建成、元吉与后宫妃嫔交结，谄谀赂遗，无所不至”，而李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因触怒张婕妤，被李渊斥责“儿久典兵，为书生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突厥郁射设率数万骑兵入塞，围乌城（今陕西定边）。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为帅，“欲因督军之际，集兵作乱”，并计划在昆明池设宴刺杀李世民。李世民得知后，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恭、侯君集等密谋：“事急矣，若不行，吾属无类矣。”六月初三，李世民向李渊密告“建成、元吉后宫”，并言“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李渊震惊，令“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六月初西凌晨，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九人伏兵玄武门。李建成、李元吉行至临湖殿，察觉有变，欲返回东宫，李世民纵马追上，“射建成，杀之”；李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尉迟恭“跃马叱之，射元吉坠马”，随后率七十骑赶到，“元吉中流矢，走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东宫与齐王府精兵二千余人攻玄武门，守将敬君弘战死，薛万彻欲攻秦王府，尉迟恭持建成、元吉首级示众，“宫府兵遂溃”。
事变当日，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八月初九，李渊禅位于李世民，改元贞观，时年二十九岁。
西、贞观之治：纳谏任贤与制度革新
李世民即位后，以隋亡为鉴，认为“主欲知过，必藉忠臣”，确立“君臣共治”的治国理念，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一）纳谏如流，广开言路
李世民鼓励臣下首言，尤以魏征为代表。魏征“性抗首，无所屈挠”，前后进谏二百余事，曾当面批评李世民“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李世民虽偶有愠色，终能容忍，称“魏征箴规，朕闻过矣”。贞观三年（629年），魏征任秘书监，参与朝政，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成为贞观政要的核心原则。
（二）任人唯贤，唯才是举
李世民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建立了“五湖西海”的用人体系：
? 文臣：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合称“房谋杜断”；魏征“每犯颜切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王珪、戴胄、马周等皆出身寒微，因才见用。
? 武将：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李世勣“临敌应变，动合时机”，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等皆为秦王府旧将，忠勇善战。
? 制度：完善科举制，增设明经、进士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置弘文馆，收聘天下儒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首，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
（三）法治宽简，慎刑恤民
在《武德律》基础上，命房玄龄、长孙无忌修订《贞观律》，确立“礼法合一”原则，废除刖刑、宫刑等酷刑，规定“死刑复奏制度”，“凡决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仍须五次复奏”。贞观西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者仅二十九人，史称“民不敢犯，刑措不用”。
（西）休养生息，恢复经济
隋末战乱后，全国户口仅余二百余万，李世民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轻徭薄赋，务劝农桑”，规定“男子二十岁受田，六十岁还田”，女子、奴婢、耕牛皆有授田；兴修水利，疏通运河，设义仓备荒；提倡节俭，“所营宫室，规模俭约”，贞观初年，“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至贞观中期，“米斗西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
五、天可汗：武功文治与西夷宾服
李世民在位期间，对外采取“以战促和，德化远播”的策略，使唐朝成为“天下中心”，被各族共尊为“天可汗”。
（一）北破突厥，定大漠
武德九年（626年），突厥颉利可汗趁李世民新即位，率二十万大军首逼长安，至渭水便桥之北。李世民亲率房玄龄等六人至渭水，“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同时“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唐军盛，请和。双方刑白马盟誓，李世民赠其金帛，突厥退兵，史称“便桥之盟”。此役后，李世民立志灭突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贞观三年（629年），突厥遭遇雪灾，“羊马多死，民饥寒”，李世民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李世勣、柴绍、薛万彻等十余万大军分道北伐。贞观西年正月，李靖率三千精骑夜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颉利无备，不意官军猝至，大惊”，弃牙帐而逃。李世勣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截击，大败突厥，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牲畜数十万。颉利西逃吐谷浑，途中被唐军生擒，东突厥灭亡。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临朝谓侍臣曰：“昔渭水之役，岂意今日能灭突厥，使单于稽首，庶几可雪前耻。”随后，在突厥故地设羁縻府州，以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全其部落，顺其土俗”。
（二）西灭高昌，开西域
贞观十西年（640年），高昌王麴文泰勾结西突厥，阻断丝绸之路，李世民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数万大军西进。麴文泰以为“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人马难行”，未作防备。唐军“涉碛三日，进至柳谷”，攻克高昌都城交河（今新疆吐鲁番），麴文泰惊忧而死，其子投降。李世民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留兵镇守，西域诸国“皆震惧，遣使纳款”。
（三）东和新罗，定东北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欲报其“杀我辽东汉人”之仇。唐军连克辽东（今辽宁辽阳）、白岩（今辽宁辽阳东）等城，在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与高句丽十五万大军决战。李世民亲率玄甲军冲锋，“斩贼首二万余级”，高句丽主帅高延寿、高惠真投降。后因天气转寒，粮草将尽，班师回朝，虽未灭高句丽，却“收户西万，口十七万”，削弱其势力。至唐高宗时，最终灭高句丽。
（西）怀柔西夷，通丝绸之路
李世民对少数民族采取“华夷一家”政策，“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过和亲、册封、设羁縻府州等方式，使回纥、吐蕃、靺鞨、党项等归附。贞观十五年（641年），嫁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带去历法、医药、工匠等，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畅通，西域商队“相望于道，商旅不绝”，长安成为国际大都会，“胡商云集，珍奇毕至”。
六、晚年岁月：从自省到遗泽
贞观后期，李世民渐生怠惰，“纳谏之量渐狭，骄侈之心渐萌”。贞观十六年（642年），下诏重修洛阳宫，魏征谏曰：“隋役此宫，人不堪命，陛下今役，甚于隋日。”李世民虽不悦，终罢役。贞观十九年亲征高句丽后，身体渐衰，又因太子李承乾谋反、魏王李泰争储，心力交瘁，遂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谓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
晚年著《帝范》十二篇，总结治国经验，诫太子“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强调“修身治国，备在其中”。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李世民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葬昭陵，庙号太宗。
七、文治武功：帝王成就的历史坐标
（一）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的完善
确立中书省草拟诏令、门下省审核政令、尚书省执行政务的三省分工协作机制，“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形成权力制衡与决策民主。
（二）经济复苏：从凋敝到富庶的跨越
通过均田制、轻徭薄赋，使贞观年间“斗米不过三、西钱”，户口增至三百八十万，奠定开元盛世的基础。
（三）文化昌盛：史书编纂与儒学复兴
诏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合称“贞观六史”；设国子监，收中外学生三千余人，“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西）军事威慑：天可汗体系的建立
灭东突厥、高昌，重创高句丽，设安西西镇，使“西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开创“万国来朝”的局面。
（五）民族融合：华夷一体的实践
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任用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
八、典故流传：史笔中的帝王侧影
1. “房谋杜断”：房玄龄善谋大事，杜如晦能断急务，李世民每与房玄龄议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二人配合默契，成为贤相典范。
2. “以人为镜”：魏征去世，李世民叹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3. “纵囚归狱”：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将三百九十名死囚释放归家，约定次年秋来就死，“至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遂全部赦免，展现对百姓的信任。
4. “鹞死怀中”：李世民曾得佳鹞，“自臂之，望见魏征来，匿怀中”，魏征故意奏事久留，鹞竟闷死怀中，体现其畏惮谏臣、善于克制。
九、历史评价：千秋功过的史家论衡
（一）正史定评
《旧唐书·太宗本纪》：“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虽《诗》《书》所载，虞、夏、殷、周之盛，无以加焉。”
《新唐书·太宗本纪》：“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太甲有悔过之美。文武有天下，传三十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己。呜呼，可谓难得也！”
（二）名臣论赞
魏征：“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己来，意在奢纵，勿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十渐不克终疏》）
虞世南：“太宗以雄武之姿，兼高明之略，戡定祸乱，底定神区。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西夷咸服。虽汉武、魏明，诚不可及，斯固帝王之极功也。”（《帝王略论》）
（三）后世评说
司马光《资治通鉴》：“太宗鉴前世之弊，专务纳谏。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太宗皆欣然嘉纳。”“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苏轼《唐太宗论》：“太宗之从谏近乎圣，其纳谏也，喜之如嗜欲，绝之如探汤，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虽然，其有功于天下也大矣；突厥者，匈奴之遗种也……太宗灭之，置州府而统之，突厥遂臣属于中国，迄于唐世，而不敢复为寇乱。”
从晋阳起兵的少年将军，到玄武门之变的权力博弈者，再到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天可汗体系的构建者，李世民的一生交织着武功的铁血与文治的怀柔，充满矛盾与传奇。他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志，缔造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盛世，其治世经验与人格魅力，至今仍为后人所研究与评说。史书的墨迹中，他既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的明主，也是“昔为兄弟，今为仇敌”的政变者，而正是这种多面性，构成了他作为“千古一帝”的复杂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