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阳光像一层稀薄的金箔，艰难地穿过高墙电网的缝隙，在看守所后院那方不足三十平米的水泥地上投下破碎的光斑。所谓的“康复活动区”不过是用红砖勉强砌出的花坛，里面几株月季蔫头耷脑，花瓣上蒙着厚厚的灰尘，像被生活磨去了颜色的旧绸子。袁兴茅坐在轮椅上，脊背佝偻成一张满弓，枯瘦的手指无意识地着囚服袖口——那布料因无数次洗涤而发白，线头在指腹下簌簌作响，像极了他此刻摇摇欲坠的生命。
石缝里钻出的蒲公英是这方天地里唯一的鲜活物，绒毛球在微风中轻轻颤动。他盯着那株蒲公英，忽然想起1988年酒厂仓库外的野地，那时他常蹲在蒲公英丛里抽烟，看着工人们把发霉的酒曲一车车推出去。“袁厂长？”苍老的声音从锈蚀的铁栅栏外传来，像一把钝锯割开凝滞的空气。
袁兴茅猛地抬头，轮椅的橡胶轮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惊飞了停在蒲公英上的一只小蛾。栅栏外站着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左胸口袋别着支钢笔，头发全白了，却用发油梳得一丝不苟，露出光洁的额头——是兴茅酒厂的老董事长，那个在1975年把他从学徒工提拔成技术骨干的人。三十年光阴在老人身上刻下深刻的痕迹：背驼得更厉害了，走路时需要微微踮脚，唯有那双眼睛，还带着当年在车间巡视时穿透蒸汽的锐利。
“老…老书记。”袁兴茅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像被砂纸磨过的铁丝，每一个字都带着血腥味。他看着老人手中那个印着“兴茅酒厂”旧logo的布包，喉结剧烈滚动，仿佛能尝到 decades前酒糟饼的酸涩。
老董事长隔着铁栅栏，指尖轻轻点在生锈的铁条上，那动作像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瓷器。他的目光落在袁兴茅浮肿的眼睑和暴起的青筋上，半晌才开口：“听说你快不行了。”语气平淡，却让空气骤然沉重。他从布包里掏出个油纸包，油纸边缘磨出了毛边，“给你带了块酒糟饼，还是当年锅炉房老王头的方子，加了桂花蜜。”
饼的香气混着陈年酒糟的微酸与桂花的甜腻，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猛地拧开了记忆深处那扇被遗忘的铁门。1975年的冬夜瞬间在眼前铺展开：锅炉房里蒸汽弥漫，年轻的袁兴茅缩在煤堆旁，棉袄袖口磨出了棉絮，手里攥着半块冻硬的酒糟饼。老董事长披着一身风雪进来，把自己的羊皮大衣披在他肩上，大衣里子还带着体温：“小子，好好学手艺，酒厂将来得靠你们这些读过书的年轻人。”
“锅炉房的压力表…该换新的了。”袁兴茅突然喃喃道，眼神飘向虚空，仿佛透过铁栅栏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蒸汽。“那年冬天漏了气，指针卡在红线外面，您让我用胶布粘住，说不能耽误出酒……”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沉入水底的石子。
老董事长的肩膀猛地一颤，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那光在皱纹深谷里闪烁，像即将熄灭的烛火。“是我老糊涂了…”他从口袋里摸出块蓝布手帕，擦着眼睛，手帕边角绣着的“为人民服务”字样己模糊不清，“当年要是严把安全关，后来也不至于……”他没说下去，只是望着远处高墙外的天空，“你走后第三年，酒厂拆了老锅炉房，在原址盖了特供酒仓库，地基打得可牢了。”
风穿过栅栏的缝隙，卷起袁兴茅稀疏的白发，有几缕贴在他汗湿的额头上。他看着老董事长手里的酒糟饼，突然抬起手去够，枯瘦的手臂在空中颤抖，像风中的芦苇。然而指尖尚未触到油纸，便因无力而垂落，重重砸在轮椅扶手上，发出空洞的声响。轮椅旁的蒲公英被风吹散，绒毛在空中打了个旋，飘向高墙外那片他再也无法触及的天空。
“书记，”他忽然笑了，笑声里夹杂着几声剧烈的咳嗽，咳出的血沫溅在囚服前襟，像绽放的红梅，“那时候…咱们都以为，把酒厂从泥沼里拽出来，就是天大的功。”他望着花坛里那株半死的月季，花瓣上的血沫渐渐干涸，颜色变得暗红，“却不知道，有些功，是要用命来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