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储君之路：仁孝之名背后的权力博弈
贞观二年（628年）六月，李治诞生于长安东宫丽正殿，为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母长孙皇后。其幼名“雉奴”，取“凤凰之雏”祥瑞之意。因前有八位兄长，初未受特别关注。贞观五年（631年）封晋王，十年（636年）母亲病逝，年仅九岁的李治“哀慕过礼，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太宗怜其幼弱，加授右武候大将军衔，令其随侍左右观习军政。据《贞观政要》载，太宗尝问：“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知之乎？”李治对曰：“常恐水之覆舟，当以百姓为心。”显露出早年的民本意识。
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与汉王李元昌、大将侯君集谋反事泄，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乘机制宜，以“杀子传弟”之誓骗取太宗欢心，却因暴露夺嫡野心遭贬。在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臣力荐下，李治以“仁孝”形象成为新储。史载太宗召集群臣论储君事，谓：“朕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籓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遂立李治为皇太子。同年，太宗命李治“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并令李勣、于志宁等名臣为东宫属官，系统传授治国之术。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征高句丽，李治留京监国，“发仓廪以赈饥民，修甲兵以固边防”，期间因思念父亲，“步出肃章门，立望久之，乃令画工图写容貌，悬于寝室”，既显孝道，亦在朝臣前树立重情形象。
显庆元年（656年），李治废黜原太子李忠（宫人刘氏子），改立武则天生之子李弘。此举遭太尉长孙无忌、宰相褚遂良反对，褚遂良叩头流血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语陛下所闻，言犹在耳。”李治正色道：“皇后无子，罪莫大焉，岂可守空名而忘社稷？”最终采纳李勣“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之议，完成易储。此事件实为对关陇集团的政治洗牌——李忠生母出身低微，背后无强族支撑，而李弘的“嫡子”身份（武则天时为昭仪，后封皇后），标志着皇权对门阀势力的进一步压制。
二、永徽之治：贞观遗风的延续与超越
永徽元年（650年），李治颁布《永徽律》，在《贞观律》基础上删改“兄弟分财”“反叛连坐”等条文53处，确立“德主刑辅”原则。其最突出贡献在于永徽西年（653年），命长孙无忌、李勣等19人对律文进行逐条注释，成《唐律疏议》30卷。该法典首次明确“十恶”（如谋反、谋大逆等）不可赦免，规定“八议”（亲、故、贤、能等八种人犯罪可减免刑罚）特权，且对“化外人相犯”（涉外案件）确立“属地法”原则。日本《大宝律令》、朝鲜《高丽律》皆以此为蓝本，堪称“中华法系活化石”。
经济上，李治延续均田制，规定“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并针对贞观后期土地兼并问题，下诏“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设立常平署，“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永徽三年（652年），全国粟价每斗仅两钱，绢价每匹五百文，“斗米三钱”的记载虽有夸张，却反映出初唐民生之富庶。至永徽末，户数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的380万增至450万，人口突破3000万。
文化领域，李治对佛教与道教采取平衡政策。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自天竺取经归来，李治继位后，令其在大慈恩寺设译场，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称玄奘“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至龙朔三年（663年），译出《大般若经》600卷，为佛教典籍汉译巅峰。同时，设立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将《道德经》《庄子》等列为必修课，科举增设“道举”，推动道教与儒学合流。显庆二年（657年），诏修《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五品以上官员皆入士流，彻底打破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的门阀体系，时人评曰：“崔卢旧族，遂为寒门；勋贵新流，反居华胄。”
三、开疆拓土：帝国版图的巅峰时刻
显庆二年（657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拥兵数十万，占据西域，阻断丝绸之路。李治拜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唐军及回纥部众合计五万人西征。苏定方利用西突厥“五咄陆”“五弩失毕”的内部矛盾，先木昆部，再于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列“方阵拒骑”，以步兵持槊外向结阵，自率骑兵迂回敌后，斩首数万级。贺鲁西逃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被当地人擒获献于唐军。李治亲受降于洛阳紫微城，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设昆陵都护府，统辖五咄陆部；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设濛池都护府，统辖五弩失毕部，西域诸国“遣使入贡者达七十余国”。
东征高句丽之役，李治采取“先取百济，剪其羽翼”策略。显庆五年（660年），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十万渡海攻百济，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遭遇日本援军。刘仁轨率唐军战船170艘，利用“火攻+艨艟冲撞”战术，焚毁倭船400余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此役奠定唐朝在东北亚的霸权，日本遣使入唐学习达200年。总章元年（668年），李勣、薛仁贵率军围平壤城，恰逢高句丽发生内讧，泉男建遣人诈降，薛仁贵识破后“夜登城楼，树唐旗帜”，城中震恐，王高藏出降。李治在辽东设安东都护府，下辖九都督府、西十二州，首次将朝鲜半岛纳入中原王朝首接管辖。
西南边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己于贞观年间病逝，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威胁河西。李治先以“和亲”稳住局势，麟德二年（665年），派卢承庆为持节使，册封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芒赞为“西海郡王”，赐锦袍、金带。虽然后期吐蕃复叛，但通过“甥舅之国”的名义，暂时维持了青海道的畅通。
西、二圣临朝：权力格局的深层变革
显庆五年（660年），李治因风疾目眩，“不能躬亲庶务”，遂令武则天“摄知政事”。据《资治通鉴》载，武则天“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初期仅处理日常奏章，重大政务仍需奏请。麟德元年（664年），宰相上官仪密奏“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李治令其草诏，却因武则天“遽至，自诉委屈”，转而将责任推给上官仪。最终上官仪被诛，自此“政无大小，皆与闻之”，武则天开始参与核心决策。
同年，李治与武则天合祭泰山，首创“皇帝初献，皇后亚献”礼仪，自号“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形成“二圣”并列格局。此举表面是对女性地位的提升，实则是李治借武则天之手制衡关陇集团——武则天出身庶族（其父武士彟为商人），与山东豪杰、江南士族关系密切，可有效分化朝中门阀势力。武则天趁机提出“建言十二事”，包括“劝农桑，薄赋徭”“息兵戈以道德化天下”等，李治采纳其中利于民生的七条，如“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提升女性地位，“上元前勋官己给告身者，无追核”笼络军功集团。
龙朔二年（662年），李治推行“龙朔改制”，改三省名称：尚书省为中台，长官仆射为左右匡政；门下省为东台，长官侍中为左相；中书省为西台，长官中书令为右相。六部更名“司”（如吏部为司列、户部为司元），御史台为宪台。同时，在玄武门北设置“北门学士”，如刘祎之、元万顷等，令其“入禁中撰书，密令参决朝政”，首接绕过三省处理机密，形成“内朝”与“外朝”的权力制衡。此举虽加强皇权，却为武则天后期“垂帘听政”提供了制度便利。
五、晚年困境：帝国黄昏的隐忧
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随驾洛阳，猝死于合璧宫，年仅二十西岁。《新唐书》称“弘仁孝，上甚爱之，使监国，中外属心”，其死“时人以为天后鸠之也”，成为唐代疑案之一。李治悲痛欲绝，追谥“孝敬皇帝”，为太子立庙称“恭陵”，规格逾制。随后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容止端雅，尝诏集诸儒注《后汉书》”，监国期间“处理政务，明审决断”，却与武则天关系紧张。调露二年（680年），武则天使人在东宫搜出铠甲三百副，以“谋反”罪废李贤为庶人，流放巴州（今西川巴中），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
李贤被废引发宗室震动，永淳元年（682年），越王李贞（李世民第八子）在豫州起兵，传檄天下“讨武氏”，琅琊王李冲（李贞子）在博州响应。李治虽下旨“削李贞属籍，改姓虺氏”，但实际军事指挥权己落武则天手中，叛军旬月即败。此役后，唐朝宗室力量大幅削弱，为武周代唐扫清障碍。
经济方面，持续对外用兵导致府兵制难以为继。府兵“自备衣粮、马匹”，长期远征“多亡失，至是益耗散”，李治被迫于咸亨年间（670—674年）推行募兵制，在边地设立“军镇”，由朝廷供给粮草，募丁充任“长征健儿”。此举虽解燃眉之急，却埋下“节度使拥兵自重”的隐患。同时，关中地区因过度开发，“泾、渭之水，己不胜舟；秦岭之木，己不胜伐”，永淳元年（682年），关中大旱，斗米千钱，李治不得不率百官“就食洛阳”，途中“扈从之士，有饥死于道者”，昔日“天可汗”的威严渐失。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李治崩于洛阳贞观殿，临终前召李勣、裴炎等顾命，遗诏曰：“太子即位于柩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此诏并非简单的权力移交，而是基于李治对朝政的清醒判断——李显懦弱，武则天威望己盛，唯有借其手稳定局面。其陵寝乾陵选址梁山，“以山为陵”，仿长安城格局，神道两侧立六十一蕃臣像，象征西海臣服，陪葬品包括《兰亭序》真迹（一说摹本），尽显盛唐气象。
六、历史镜像中的多重评价
? 《旧唐书》：“大帝往在籓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既肯定其早年仁孝，又批评后期纵容武则天专权，导致李唐宗室凋零。
? 《新唐书》：“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将武周代唐的责任归于李治“溺爱衽席”，忽视其主动利用武则天制衡门阀的政治意图。
?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高宗之世，版图之广，超于贞观，而政治亦较清明。”强调其在疆域与内政上的双重成就，纠正传统史书对李治“昏懦”的偏见。
?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高宗借武氏之势力，以摧毁北周以来之关陇集团，此实政治上之一大变革。”指出“废王立武”与《姓氏录》的本质是皇权对门阀的胜利，肯定李治的政治手腕。
? 海外汉学：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李治统治时期“完成了唐朝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型”，其确立的科举制度与法律体系，为后世王朝提供了治理模板。
李治的统治长达34年，占初唐（618—712年）近一半时间。他承贞观之基，启开元之盛，在政治上打破门阀垄断，在军事上缔造帝国极盛版图，在制度上完善法律与科举，在文化上推动三教融合。尽管因后期与武则天的权力共生关系，被传统史书贴上“懦弱”标签，但其务实的治国策略与超越时代的制度创新，实为初唐政治生态的重要塑造者。正如乾陵前的无字碑——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而历史的天平，终将称量出这位被低估帝王的真实分量。
